王阳明心学继承发展了谁的学说
1、但王阳明并没有完全摆脱朱熹的影响，甚至他是在主观上就不想彻底摆脱朱熹。有人指摘朱熹，王阳明说：“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心与晦庵之心，未尝有异。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他的心法与朱熹理学的关系，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从根本上讲，阳明心法是程朱理学的一个变种。
2、关于这个问题，理学论述得很复杂，有时会用多种概念。比如，会说人心本是“虚灵”，说人心本来“寂然不动”，说人心的体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有时也说“大公”，不一而足。但无论怎么说，其所指都是一实体的道。我们在这里只分析阳明心学(与包括理学)与佛教“空自性”极为相似的一个概念：“道无方体”。
3、至于说日本的阳明学派，尤其是东乡平八郎的那句“一生俯首拜阳明”，几乎已经和王阳明本人的思想完全脱离，不过是披着“阳明心学”外衣的纯粹日本本土思想，日本的阳明，与《孔子改制考》中的孔子，是相同的。
4、第三是“真知行”，即“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也就是说，心不待存而自存，知不待致而自致，好善恶恶都一如天性一般，这也即是圣人工夫，所以阳明说“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即是圣人。”(王阳明心学继承发展了谁的学说)。
5、既然知行是实践的问题，那么，知行工夫也就必然是“原是一个”的合一关系，不能“截然分作两件事做”，行的过程有知的参与，知行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而相即不离。质言之，“知”即致良知，而不是指“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的那种求知行为(王阳明称为“妄想”)；“行”也是致良知，而不是指脱离良知指导的行为(王阳明称为“冥行”)。王阳明指出，历来人们之所以怀疑知行合认为“知易行难”，原因在于“不能致那良知”，事实上“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这就告诉我们，良知作为一种真正的道德知识，必然伴随道德行为的产生——即“自知”。因此不论是“知”还是“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知为易知，行亦易行，这是在良知参与下才得以成立的。以上便是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的主要理路。
6、简单的说，我们自认为的“心”——本能或潜意识、无意识层面的东西，一方面是基因赋予的先天的动物性知性本能，一方面是后天的理性沉淀结果。未经过学习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如婴幼儿的“心”只有先天的动物性知性本能，只有经过理性洗礼后的“心”才是王阳明说的圣贤之“心”或“佛性”显现(在西方也是把至高的理性视为神性，在黑格尔那儿即“绝对理念”)。也唯有理性的道德认知沉淀为澄明知性本能，才能真正实现“知行合一”。而理性之“知”还没有沉淀为知性本能的时候，还只是认知层面的肤浅的“知”，类似我们书本上得到的“知”。就好比庄子所说，以孝为孝，非孝的最高境界，只是按着孝的知识去孝；以孝为本能天性，不过是最自然的行为，才是真的孝。
7、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承先启后的大儒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他钻研朱熹“格物致知”的儒家思想，对“存天理、去人欲”之说产生了疑惑，认为朱子学说不是真正的圣人之学，“心学”才能解释其中的困惑。郭沫若曾盛赞：“王阳明是伟大的精神生活者，他是儒家精神的复活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更是宣称：王阳明是近代五百年来儒家的源头活水。
8、他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也就是说，有了人欲，人本有的道心，就成了人心了，也就是染心。这个就是王阳明的本体论。在这个问题上，在诠释上，他继承的是朱熹的意见，就是提出了道心与人心的差别。同时呢，他又综合了陆九渊的一心说。而这样的观点，是从前的理学所没有的。倒是有些象孔学时代的观点。但是，孔学在理论上也没有王阳明这种明晰的阐述。所以，可以认为，这个观点主要是篡用佛教尤其是佛教禅宗的观点。
9、阶级矛盾：土地兼并、赋税沉重,连年战争、自然灾害-----农民起义
10、贵阳市阳明祠里的王阳明先生朝服大像(本人摄)
11、重要的是，作为直接的道德判断之主体的良知必具有自知自觉的根本能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般，更无须倚傍他人或凭借他力，只要一念萌发，内在良知即刻启动，便自能知是知非，一切善恶更是瞒他不得。关于良知自知的这一特性，王阳明又称之为“独知”。他有两句著名的诗句，生动地表达了这一观念：“良知即是独知时”，“自家痛痒自家知”。正是基于良知自知或独知的理念，故道德行为的是非善恶最终唯有依赖于良知自知的判断，而无须诉诸外在种种人为设置的规范。换言之，外在的社会规范终须经过一番心体良知的审视才能有助于道德行为，而道德行为得以施展的内在动力就在于心体良知而不是出于对外在规范的屈服。要之，王阳明学的良知理论，极大地突出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主动性。
12、(3)卢梭还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
13、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其中阳明心学最著名者六人，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著也。
14、王阳明和江西人、南昌人的感情深，值得珍惜。
15、但是尽管王阳明“有志圣人之道”，却于“宋儒格物致知之说若无所入”。据记载，在其十五六岁时，发生了一场“格竹”事件，他当时深信朱子“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道理，于是在其父的官署中“取竹格之”，结果“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作为这一事件的延续，二十七岁时，王阳明又因朱子所说的居敬持志是读书之本、循序致精是读书之法的说法而受感触，于是按照朱子的读书方法重新读书，但是没过多久，王阳明依然感觉物之理与己之心难以契合，导致旧病复发。这两次事件在王阳明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王阳明对于朱子理学的那套格物穷理的方法产生了根本怀疑，即向外求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直至王阳明三十七岁时，通过“龙场悟道”这一根本的生命体悟，才使心与理如何打通为一的疑问获得了最终的解决。
16、因而，“致良知”也不是悬空的，而是实落在事物之上，“若鄙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17、陆九渊的心，就是将心与理统为一体了，本体论就是认识论。他说：“人皆有心，心皆具理，心即理也。”“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精义无此心此理，实不容二”“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这个表面上与佛教也象相似，但是他这个“一心”倒底是什么呢？陆九渊的“一心”，实际就是镜像反映论。什么是镜像反映论呢？就是把本体比喻为镜，将外物比为像，像映镜中，故凡所诸物，皆是镜中物，因此说“一切唯心”。镜像反映佛教也用，但是二者有重大的区别。陆九渊的镜像反映论，是一种实体的镜像反映，而佛教的是指幻像反映，幻像反映是指能所皆是空性。也正因为这种区别，所以宋明理学家不同情佛教。站在佛教的角度看，实体的镜像反映论恰是外道的共同特征。
18、他曾是个不愿出世的孩子。母亲怀胎超过十月，于一夜梦到五彩祥云落于屋顶，是日诞下了他。如今他仍然不愿说话，直到有一天一位游方僧人来到竹轩门前，摸了摸他的脑袋，轻叹一句，好个孩儿，可惜道破，随后飘然而去。祖父顿悟云乃说话之意，于是取论语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守仁。不知是不是天意，他自此突然学会了说话，开口能诵祖父竹林里读过的辞章。后日立言，开端若此。
19、(3)魏晋以来，草书盛行不衰，名家辈出。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朝的张旭、怀素等，都是草书大家。
20、在特定的社会中，把特定的伦理认定为天然固有的天理认知，并沉淀为自己的知性本能，成为自己社会行为的指导，甚至本能反应，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21、其次是指自觉之知与推致之行的一时并在性，在这一意义上主要是从道德实践的目的，即扬善惩恶的角度来讲的，阳明指出：“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留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这是除恶务尽的意思；另一方面，他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的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知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这是扬善至极之意。可以说，这一层面上的知行合一即此说的立言宗旨。
22、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为儒客推崇，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所大开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
23、王阳明这里实际上不但借了禅宗的一元论，还借了道家的观点。《道德经》有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他认为应该壮大“四心”显然是承认应该返回开端，去起点找寻，这种思路与道家的一脉相承。
24、在这恢弘沉重的历史感与使命感面前，才敢谈什么是阳明心学。心学弟子也是在典籍前发下过“为天下”恢弘誓愿的那批人。王阳明首先是读着儒家学说长大的儒家弟子，然后在儒家根基上开宗立派。他的所做所为，目的在黎民，在百姓，在修齐治平，他的继承人如徐阶，张居正，又哪个不是为天下奉献一生的人。
25、王阳明在批判地总结了宋代程、朱理学，在继承宋代哲学家陆九渊心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心学体系。他一再强调“圣人之学，心学也”。他所说的“心”，含义较为广泛，指知觉、思维、情感与意向等等。从为学与为道的角度看，首先应当注意的则是心体的概念。王阳明一再要求“与心体上用功”(《传习录》上)，实际上就是在人的思维意向的主观能动性上用功，主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里虽然有过分强调主观能动的嫌疑，但无疑对具有高度抽象的书法艺术的创作有其引擎和鞭策作用。
26、还有一个流派叫作事功学。代表人物是叶适，不但要修身修心，还要建立功业。这其中前两派讲究修身，要做圣人，就是“内圣”。而事功学讲究的是建功立业，是“外王”。
27、 南昌人特别懂未来，知道要走向世界，要走向未来，就要回望历史，珍惜传统，找到自己的命与魂，留住自己的历史记忆，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培植好自己的精神沃土，不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这样，才有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底气、定力和自信。
28、(4)行书兼具楷书的规矩和草书的放纵，东晋王羲之、唐朝颜真卿、北宋苏轼、元朝赵孟頫、明朝文征明等人的行书，历来备受世人喜爱。
29、佛教强势渗透的压力逼迫朱熹对于微言大义的非逻辑的儒家学说必须重新整顿，更清楚更逻辑的说明儒家的人性，才能让儒学继续稳固的延续。于是，在佛道的影响下，朱熹用“理一分殊”，即用一个原理普解所有与之相关的具体问题的思维经济原则(或奥卡姆剃刀原则)重新解读儒学，把孔子分点讨论、没有逻辑关联的系统，变成一个逻辑体系，儒家学说转化为理学。而王阳明受佛道影响更深，借用佛教“心”的概念重新整顿了儒学，也达成了一以贯之的简一律。但整顿后的儒学仍然不是证明体系，没有精密逻辑的建构与思辨，没有新的信息量及其整顿，没有实质性的思想增益，这也是在整顿后的儒学上无法发展出新知、成为中国文化新的增长点的原因。
30、须知，所有人真诚的心可能一样，但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有不同的道理，恐怖主义分子制造恐怖事件的时候焉知不是真诚的不惑不忧不惧，“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31、 接着，南昌军民排着队前来拜见王阳明，东门入，西门出，很多人出去后又排队进来。从上午一直到下午。
32、作用：政府的收入增加，积贫的局面有所改变，社会矛盾有所缓和。
33、王阳明说：“道无方体，不可执著。欲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又说：“今人只说天，其实何尝见天，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识得时，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以为道止如此。”这里说道无方体，不可执著，本来在佛教这也是承认的，但王阳明这里所说的道无方体，只是说道不能在文义上来执著，并没有否认道体实体。因为一个神秘的主宰的恒一的所谓道体，也是不能在文义上执著的。比如神教，印度的也好，欧美的也好，都说神是完美者、完全者、超越者，人不能测思。但这个神是一个实体神。所以，王阳明这句本身不能证明他认为道体为空性。
34、其次是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的观念有奇妙之处，作为“意之所在”的物，则是已为意识所作用并进入意识领域的存在。意之在物既是一个意向的过程，又是主体赋予对象以意义的过程。“意之所在便是物”，并不是意识在外部时空中构造的一个物质世界，而是通过心体的外化(意向活动)，赋予存在的某种意义，并由此建构主体的意义世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传习录》中有如下记载：王阳明与几位弟子一起外出游山，其中一位弟子指着岩石中盛开的山花说：“这些花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又有什么关系？”王阳明回答说：“当你没有看到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沉寂，而当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都显得明亮起来。由此可见，此花不在你心外。”花的自开自落，这当然是本然的存在，花的颜色明白与否，则是相对于观花的主体，已经涉及到对花的审美形式，它只有对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来说才有意义，与马克思所说的“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的观念有同工异曲之妙。意义世界的建构是王阳明的一大发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审美意向对书法的认识与创作有其象征意义。进而王阳明更加提出：“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传习录》下)，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这对于具有高度抽象的书法艺术的创作不能说没有牵动作用。我们知道，书法艺术的创作，在学书人掌握了“千古不易”的用笔方法和熟练笔法的技巧后，主要是对线条有意识的重新组合而成为新的艺术形式，这主要是发挥其思维抽象能力，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心”的主宰作用。主观的幻想与审美意识是书法后期创作的主要手段。王阳明意义世界的构建对明末清初的书法创作确实有其轰动效应。
35、所以说，王阳明所说的“镜”与佛教所说的并不相同。
36、 现在，我们可以从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中获得的启示有许多，概要有五：
37、1508年春，王阳明抵达龙场。龙场地处贵州西北的修文县，当地山峦起伏、交通不便，是少数民族群居的地方，对王阳明来说，不仅语言不通，而且生活环境相当严酷。据载，王阳明当时为自己制作了一个石墩作为暂住之地，每天默坐，以求达到“静一”之心境，并将“生死一念”置之度外，常常心中默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问题，其实是向自己的内心发问。最终，王阳明在某一夜突然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此即史称“龙场悟道”的内涵。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个字，却预示着王阳明自此以后在思想上与朱子理学分道扬镳，开始创建属于自己的思想世界。事实上，这八个字已经全盘托出了王阳明学的第一命题：“心即理”。换言之，所谓龙场悟道也就是对“心即理”这一心学命题的根本觉悟。
38、王阳明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即是理”的本体论，并结合《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来批评朱熹的理学。他说：“心即是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他认为第一重为圣人之事，第二重为贤人之事，第三重为学者之事。这种差别主要是来自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朱子认出为“格物”有多层次的参究，而王阳明认为“格物”只是一事，即格除心中之物欲。这个过程是通过修身来实现的。因为朱熹是本体与认识分开讲的，而王阳明是统一讲的，所以朱熹是本体决定认识，所以有那种说法。而王阳明没有这种决定论的观念，他认为从身起修，格心中物，即至于圣，如此而己。这种观念推衍起来，与佛法的阐释的结合，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39、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40、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王阳明心学的思想学说，主要在江西提出和践行。“知行合一”在贵州提出，但主要在江西践行，王阳明在江西提出了“致良知”命题和理论。“良知”就是阳明心学的“心”，这个良知，就是心、良心，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的是非感，是人们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过程中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的能力。“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是做人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