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梁启超的学生吗
1、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晚清维新派领袖、政治家。参与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创办《湘学报》并任主笔，与谭嗣同创办浏阳算学社，于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教习。戊戌变法失败后发动自立军勤王起义，事败遇难。
2、此后十年，谭嗣同往来于湖南、甘肃之间，南北赶考，疲于奔命，但他屡考屡败。他在《残嶰》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苦闷：
3、信中凡言及“卓如”“卓”“卓公”之处，皆指代梁启超。
4、那些年，为了科举考试，谭嗣同往来于南北十余省之间，“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科举考试的坎坷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进行反思，他意识到科举考试的内容与时代要求严重脱节，并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也解决不了什么现实问题。因此，他决心放弃科举，不再应考。(谭嗣同是梁启超的学生吗)。
5、7月初，梁启超奉命入宫，向光绪进呈《变法通议》，被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从此梁启超开始参预新政。
6、正当湖南维新运动迅速开展，新旧斗争激烈之时，张之洞派谭嗣同去筹办焙茶公司。谭嗣同知道张之洞想让自己不问政治而埋头茶务，他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他认为自己到了“绝境”。
7、 1899年11月，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回国举事。当林圭等归国时，梁启超、沈翔云等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宫崎皆在坐。“林于行前，亲诣孙中山请益，中山为之介绍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容星桥为容闳之侄，“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绍之力也”。这天的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资产阶级革命家，1895年入兴中会)说：“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8、他心怕自己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此生，被混同于庸人埋没在草野之中，但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芦花开了又落，他的功名始终只是一个监生。他所处的时代，科举出身是读书人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其他的入仕门径如保举、捐纳，在时人看来那是被人所不齿的旁门左道，是异途。
9、从湖南出发后，到达湖北，在他父亲的巡抚衙门因病耽搁了一些日子，此时，他又接到了光绪皇帝发来的急电“迅速来京，勿稍迟延。”
10、谭嗣同是有着大勇气之辈，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志向和抱负，谭嗣同能牺牲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谭嗣同当初听闻梁启超与千人举人联合上书(史称公车上书)，便立马动身北上，积极参与进变法维新的事业当中来。后来维新变法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扑，光绪帝被囚禁，变法失败。梁启超等人在逃亡日本之前，都曾经来找过谭嗣同，劝说谭嗣同与他们一同离去。当时谭嗣同本可以躲过后来的亡命结局，但是他却大义凛然的说。如今的中国正需要鲜血来唤醒沉睡的国民，而他甘愿为此付出生命。就这样，谭嗣同与其他戊戌君子，一同被处死。谭嗣同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值得后世所有人民的尊重与赞扬。
11、他却并未失望，他们开始了这场变革，虽未完成，但他相信，终会有后继之人来完成者。这未竟之业，救国于水火之中。所以，他本可以逃的，却选择了留下。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就这样，年仅33岁的谭嗣同选择了用鲜血唤醒国人。
12、中华民国成立后，陶葆廉寄居在上海，致力于社会事业。1919年，他受命会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1921年，嘉兴各地发生水灾，他又尽力救济灾民。1937年，陶葆廉避居桐乡，1938年，陶葆廉因病去世。
13、“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到此半月，日日参谒，虽首府首县，拜之数次，犹不能一望见颜色，又何论上官?及上官赐以一见，仅问一两语，而同寅早已疑之忌之矣。……尤奇者，本地知名士，曾往拜之，以求学问中之益，而人闻其候补官也，辄屏之不见，并不答拜。幸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还……。凡此诸般若恼困辱，皆能以定力耐之。”
14、所以，他要大声疾呼，要把人从天地之间各种“网罗”中解放出来：“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他要全面要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
15、 以谭嗣同为标志人物的晚清士大夫阶层，是中国非常之纯粹的改革群体，他们不从改善自身命运作为出发点，而是着力于在历史洪流中力挽狂澜，这样一群高干子弟，创造的不仅是一个时代，更是一种精神力量。
16、陈三立幼年时期就在当地很是知名，为人较为洒脱，不太顾忌。1882年，他参加了乡试，不用时文作答，而是用了散文体，却是为主考官赏识，考中了举人。1886年，他又考中会试，之后回到长沙，组建起了碧湖诗社。
17、因为后来的戊戌六君子菜市口就义，所以后来很多人以为维新变法是件危险的事情。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当时中国刚在甲午战争中新败日本，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都在为中国寻找强国之路，刚开始的维新变法就是当时最时髦的强国办法，李鸿章、袁世凯都加入了维新变法组织强学会。
18、在浏阳定居约390年，浏阳谭氏延续了13代人，从一开始的丰裕到“家暴落”，从外地人到浏阳第一大家庭。这期间，浏阳谭氏虽没有像其他世家那般在科举考试上人才辈出，但它祖上在明朝200余年间，为侯伯者9世10人，创造了一时之盛。而后在清代谭嗣同父子对家族的局势扭转，更让谭氏名声远扬。
19、为了加强对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与传播，启迪明智，助力变法，1898年4月，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湘报》。《湘报》以南学会和时务学堂为后援,大张旗鼓地批判专制政治：“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谭嗣同说，君主也好、官员也罢，不过都是为民办事的，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为我办事的钱，如果事情办不好，老百姓就有权力换人来办。像这样提倡民权平等的学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对湖南士绅进行了一次思想启蒙。
20、快听！100位美女的歌声，醉了春天、绿了茶园、润了心田……
21、谭嗣同第一次与吴樵相识的时候，是在乙未年(1895年)的北京。那应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两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侃侃而谈，互相倾慕，结拜为异姓兄弟，用谭嗣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片言即合，有若夙契。”随后，吴樵立马介绍自己的好友梁启超与谭嗣同相识。这或许与李敖《北京法源寺》中的情节不同是，谭梁二人并不相识于法源寺的偶遇中，然而，我却觉得这种因共同之友而结为挚友，并且以心换心、樽酒畅饮、谈禅相知的方式更为浪漫。
22、8月21日，谭嗣同扶病进京，住浏阳会馆。9月5日，光绪皇帝提拔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时称“军机四卿”。新任命的军机四章京，直接对皇帝负责，职责是各类奏章，并由他们加“签语”，再奏明皇帝后形成旨意，其实就是光绪皇帝的秘书班子，他们的实际权力甚至比军机大臣还要大。
23、1897年下半年，谭嗣同接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书信，邀请他赶往湖南辅助“新政”。
24、谭嗣同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九位绅董之兼学堂总监，并担任时务学堂教习。在时务学堂开办之时，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也在谭嗣同的倡导下应运而生，维新派利用《湘学报》及《湘报》鼓吹民权，互相呼应。学堂的学生也常去南学会听演讲。后又将学堂“季课改为南学会日课”，并由南学会学长命题，交学堂“核原”，由南学会派人“应此题”。这样密切了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关系，更大地发挥了两个维新机构的作用。
25、 9月22日，谭嗣同前往日本使馆，将自己所著的诗文及书信等托付给梁启超。梁启超苦劝谭嗣同与其一道出走，谭嗣同慷慨说道：
26、谭嗣同企图通过南学会培养人才，开发风气，但他并不仅仅只是着眼于湖南，如同他当年在浏阳开设算学馆时，着眼点并不只是浏阳一县。如今他想要通过南学会的影响，如湖心涟漪，一圈一圈荡漾开出，波及整个中国，实现他“将以学会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之湖南者智中国”的愿望，力图掀起全国性的变法维新运动。
27、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藉此抨击封建专制和礼教，冲破一切“罗网”，号召破除一切“不仁”、“不通”的局势。他在《仁学》中一针见血指出：
28、回国后的林圭等在自立军统领唐才常的领导下，利用自立会建立体系庞大的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联络会d，并在清廷的新军中发展会员。经过不懈努力，当时自立会东至苏、皖，北达豫、陕，西及巴蜀，南贯两粤，而尤以两湖为盛，为发动武装起事联络了十几万人。“
29、所以在光绪20年时，谭嗣同修族谱考证家族世系得知谭氏“以武功著望于有明，二百余年间，位侯伯者九世十人”。
30、两种说法中，陈三立、谭嗣同是双料主角，徐仁铸、陶菊存、丁惠康、吴保初是增色人物，不论是怎么排列，这几位维新派人士的身份是怎么也改不了的，曾经的他们也是想要改变世界的人物，只是时势的变化，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而第二种说法，又常被人称作为“清末四公子”，所以还是第一种说法比较贴切些。
31、9月14日，预感到到危机即将来临的光绪皇帝，秘密召见杨锐，让康有为与军机四卿等设法挽救。谭嗣同、康有为等人建议光绪借助袁世凯新军的力量。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孤身前往法华寺袁世凯寓所。谭嗣同坦然道：“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袁世凯当即表达了对光绪的“忠诚之心”和“救护之责”，声称“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说时机紧迫，要尽快赶回天津部署。
32、我的卓如是不是最近又忙心情又不好，哎呀呀好担心。
33、谭嗣同是林圭在时务学堂最早接触的老师之也是林圭走向反清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引领人，“林圭素仰慕谭嗣同之为人，谭亦甚器重之”，被恩师谭嗣同“常许为造世之雄”。最终，林圭追随先生，蹈锋饮血。
34、1897年，他“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并积极投身宣传变法维新，为旧王朝注入了新的血液。
35、19世纪后叶，那是一个混乱黑暗的时代，鸦片战争过去了，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乌云却未散去。1896年，谭嗣同结交了梁启超，深感“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
36、谭嗣同是一位爱国忠君之人，拥有崇高的理想。虽然谭嗣同此人内心叛逆，但是因为幼时受到了正统的儒家教育，所以忠君为国的儒家思想，仍然刻在了他的骨子里。清朝末年，国家积弊，现有的体制已经不能解决当时的困难了，所以谭嗣同力求革新。当中日两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谭嗣同更是积极筹谋，宣传革新思想，以希图变法。
37、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38、有人说他愚昧，而事实上，谭嗣同的死，对后世的影响及其长久深远，绝对如他自己所说，是死得其所！这也是大义，不是一般人的大义，也更值得人们尊重和景仰！
39、在关于衢州事件和吴德潚事件的正统叙述中，对于吴德潚满门被戕的原因，除却他保护当地洋人与教堂从而导致排外民众起事以外，这一事件中还存在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因素：从康d和自立军起义到吴德潚被戕，这两件事件之间，亦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因果联系。
40、“余与谭浏阳(即谭嗣同)及铁樵(即吴樵)，约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即吴德潚)。乙未秋冬间，同客京师。吾三人者，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41、戊戌五月，谭嗣同应诏入京，离湘北上。行前给时务学堂学生临别赠言：“我不病，谁当病者。”言下之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谭嗣同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学生。因抵武汉时生了一场大病，谭嗣同七月初五日方才到京。不知是出于请教还是关心时局和老师，据谭嗣同的一位后人追忆，林圭与同班同学及好友范源濂当时曾写信给谭嗣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离湘，却成了谭嗣同与家乡永远的别离、与学生的诀别，更成了林圭镌骨铭心的痛……
42、“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43、吴德潚久居杭州，除了谭嗣同，他亦与梁启超、汪康年甚好。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留有汪与吴通信信件六十九封，也算得上纸笔间的“朝夕相对”了。然而有趣的是，这写给汪康年的六十九封信件，却几乎封封都围绕着吴老先生对梁启超的“情谊”。
44、吴德潚是个可爱的老先生，他必然不会计较儿子吴樵年轻的朋友与他一言不合就拍手大笑的事，相反，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们“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
45、《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折》，《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光绪帝审阅奏折后同意召见谭嗣同，谭嗣同随即抵达北京。光绪帝下诏授谭嗣同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品卿衔，参与新政。次日，光绪帝又召见谭嗣同，表示自己愿意变法，只是迫于慈禧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接着，光绪帝又对谭嗣同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在深受感动之余，也备受鼓舞，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到来。他在写给妻子李闰的信中说：“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致李闰三》，《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31页。)
46、 前往日本之前，唐才常还曾在致其二弟唐才质的信中叮嘱：“来往信札，有关时事者，皆付丙丁。惟壮飞之书宜留。”正是因着好友们的珍惜和悉心保存，谭嗣同与师友来往信札，现得以存世半数有余。
47、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在所有计划均告失败的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酬圣上。事实上，谭嗣同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选择逃亡海外，因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使馆曾经派人与谭嗣同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与谭嗣同一同领导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就是在日本人的营救下逃往日本，最终躲过一劫的。谭嗣同面对日本人的“保护”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传》，《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抱定赴死决心的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劝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激昂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谭嗣同传》，《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的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他从容自若，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7页。)的豪迈诗句。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和康广仁六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当“戊戌六君子”被行刑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谭嗣同神色不变，临终时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临终语》，《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7页。)谭嗣同的言行充分表现了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鼓舞了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之中。
48、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不得已割让辽东半岛。随后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交还辽东。1895年，法国自居有功，提出割让云南省猛乌、乌得两地。中国无奈之下，只好把车里(即江洪)所属的孟乌、乌得两地割让给法国。法国人无故索要土地，让谭嗣同十分愤慨，他愤然写下《滇边乌乌地竟畀为之谣》一诗：
49、datongsixiangwang@1com
50、 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识于1896年，距离谭殉戊戌之难只有两年之久，然而就在短短这两年，二人结为了生死挚交。
51、他每天忙于应酬，虽然极为恭谨低调，但上级与同事甚至下属都没把自己当回事。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南京的名流听说他只是一个候补知府，根本不愿见他。他的自尊性受到了极端的伤害，心情愈发苦闷，曾经怀抱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也化为泡影，此后他与官场很少往来，专心读书研究学问去了。他数年前在七律《入关途中》就已然感慨于人情的浇薄：
52、光绪皇帝两次召见了拥有兵权并表示过拥护维新的袁世凯，引得顽固派举朝惊骇。一些守旧的大臣纷纷到慈禧太后那里去告状，慈禧的亲信、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连忙调兵遣将以备不测。外面纷纷传说荣禄将利用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感到处境危机，于是向杨锐下了一道密诏，其中光绪皇帝以紧迫的语气向杨锐叙述了自己的皇位很难保住，慈禧太后随时都会对他下毒手，希望杨锐等维新人士采用新的办法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不要违背慈禧太后的意思，明确表示出自己试图找到一个折衷的方法，使变法继续进行下去。
53、投稿邮箱：chubanshi@zhbc.com.cn
54、正在此时，他却接到了去京师就职的诏书。谭嗣同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很高兴，在6月20日写给妻子李闰的信中说，自己是“绝处逢生”了，可以借此摆脱筹办焙茶公司的俗务，而去更为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由于推行变法，必将遇到重重阻力，他感到吉凶未卜，因此在临行前再三嘱咐妻子要“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悲无喜，听其自然”。他对变法的前途不敢乐观，怀揣着这种惊喜而又疑虑的矛盾的心情，他踏入了沉寂的国都。
55、谭嗣同出生官宦世家，自小受到了系统的教育，但是早熟的谭嗣同看到了“八股取士”的不堪，因此他敢于创新，吸取各方知识，以丰富己身。
56、 谭嗣同自小在北京出生长大，却非常钟爱家乡浏阳所盛产的菊花砚，他将自己书斋命名为“石菊影庐”。并将半生所读之书、所思之感，写作一本《石菊影庐笔识》。他藏有多方菊花砚，还请多位好友为各砚题铭，可以查到砚铭记载的他所收藏的菊花石就有八方之多。他还常将所藏之砚送于友人，或应友人之邀为他人的菊花砚题写砚铭。 关于菊花砚，还有这样一段故事。谭嗣同有一位友人，他曾经不止一次提过这位友人是他的“二十年刎颈交”，这就是唐才常。谭嗣同比唐才常年长两岁，二人相识于谭嗣同初次回到故乡浏阳之时(1877年)。一见如故的两位少年结为知己之后，谭嗣同还引唐才常拜自己的老师欧阳中鹄为师，并在后来的信中亲切称唐为“绂丞同门”。
57、 1912年，梁启超回国担任司法总长，当他目睹袁世凯种种专制之举和暴露出的复辟苗头时，愤然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冒着极大危险逃出天津，与蔡锷合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曾有言：“袁世凯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随后，蔡锷辗转回到云南，他通电讨伐袁世凯，率领护国军入川，激战十万袁军，终使其溃不成军，袁世凯惊惧而亡，八十三天皇帝梦得以终结。或许是因戊戌年之事而抱愧死友，梁启超曾在事前与蔡锷约定：“事如不成，不跑租借不跑国外，甘愿赴死。”
58、决心为变法牺牲的谭嗣同，于1898年9月28日，在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当时年仅33岁。临刑前，在狱中，他曾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9年，他的遗骸被安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59、 这三位好友是中国近代化里程碑上的三个阶段式人物，他们的命运虽各不相同，但一心为国之心却是无异。最先殉难的谭嗣同，更是梁唐以及后世改革者永不会忘记的名字。这一批晚清的士大夫，可谓中国真正的贵族。 若要看一人，可先观其友。谭嗣同一生最要好的两位挚友中，唐才常为他而死，死在千般流转的绚丽星光下；梁启超为他而活，活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激流中。中国人在苦海求生中艰难地走完近代的里程碑，大历史中，一人之力或许轻于鸿毛，但其所带来之影响却足以震慑天地。而谭嗣同，则正是这样一人。
60、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故又被人称为“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61、 1897年，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教习，之后他致信《时务报》总编汪康年，表明自己要将作为主笔的梁启超“忤而豪夺以去”。在梁启超被谭“豪夺”至湘后，他与谭嗣同、唐才常等教习将激进的维新思想授以学生，以至学堂之中风气日开。他在《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一文中言及：“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乡人皆知道了。”
62、 戊戌五月，谭嗣同应诏入京，离湘北上。行前给时务学堂学生临别赠言：“我不病，谁当病者。”言下之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谭嗣同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学生。因抵武汉时生了一场大病，谭嗣同七月初五日方才到京。不知是出于请教还是关心时局和老师，据谭嗣同的一位后人追忆，林圭与同班同学及好友范源濂当时曾写信给谭嗣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离湘，却成了谭嗣同与家乡永远的别离、与学生的诀别，更成了林圭镌骨铭心的痛……
63、“铁樵丧将至，尤迫欲一哭奠。然嗣同实有至难之处，万不能自由者：恐湖北知之，责其游荡，此又断乎瞒不住，因时有函电往来，无人作答，即露马脚。”(谭嗣同致信汪康年)
64、 回国后的林圭等在自立军统领唐才常的领导下，利用自立会建立体系庞大的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联络会d，并在清廷的新军中发展会员。经过不懈努力，当时自立会东至苏、皖，北达豫、陕，西及巴蜀，南贯两粤，而尤以两湖为盛，为发动武装起事联络了十几万人。“当唐才常活动于上海之时，林圭、傅慈祥等则着力在武汉经营，做军事发难的准备。林圭是自立会中的激进人物，其兴革时政的决心比唐才常更坚决。其人才识干练，人以‘豹子头称之。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深，和孙中山的主张比较接近。”自立军先后成立中、前、后、左、右五军，均由林圭、秦力山、田邦璇、陈犹龙、沈荩等统之。五军之外，另有总会亲军、先锋营二军，共计七军，兵力约2万人。还有会d成员10多万人作为后援力量。唐才常担任自立军总粮台。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会中人称之为大帅)和傅慈祥，李炳寰为总文案。一场以时务学堂师生为主力的自立军起义即将揭竿而起。
65、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
66、 在戊戌变法这段历史中，谭嗣同的名字始终与梁启超写在一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同作为谭嗣同旧日好友，唐才常与梁启超也有着极为深厚的情谊。
